[42]《朱子语类》卷四十。
[11]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223页。……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循理则是循天地生意之理。这一结论有深刻之处，也有商榷之处。作为未发，就在已发之中。阳明说过本心良知，本心作何解释？阳明还说过良知是心之本体，本体是什么意思？牟宗三先生认为，本心是超越的道德本心[10]，本体是具有形而上的实体的意义[11]。良知既是这一目的的实现，同时又要实现自身的目的，良知本身就是目的。
如果人人一标准，人人一是非，那就是无是非，王阳明决不是价值相对论者或主观论者，他所说的是非、善恶是有共同性的。所谓理障[28]，就是在心上着意去寻求所谓天理，把理看成是外在的凝固不变的原则去遵守，结果丧失了人的自主性、灵活性、无滞性，同时也丧失了人的目的性。这与他对性理与物理所作的本体论上的区分也是相一致的。
[50]《养心莫善于寡欲》，《象山先生全集》卷32。而畏则是主体心灵在一种沉重的使命感的负荷中对天地自然作出承诺，对主体自身之道德行为提出警策，此则更见其对越上帝的宗教精神。不过，强调静中涵养倒是其方法论的特色。安就说明了敬是出于人的内在情感需要的。
《中庸》说诚之，也是如此。这种方法倒有似于陆九渊，不过，陆九渊强调静也只是要收拾精神，而聂豹、罗念庵则要通过归寂见本体、得主宰。
诚本身就是标举天人间的目的契合的重要范畴，敬所造之诚境，是主体心灵在一种真实状态中向天地自然万物乃至他人的敞开，这已经有很浓厚的宗教意味，比如《中庸》所讲的建诸天地、质诸鬼神。作为自然目的的担荷者，即仁以为己任，人生本来就体现出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67]的使命感。孔子屡屡强调敬事、执事敬、事思敬、行笃敬等等，就是要人们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随时保持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29]《语录一》，《王阳明全集》卷1。
[30]《滁阳会语》，《王龙溪全集》卷2。[18]《答张横渠先生子厚书》，《河南程氏文集》卷2，《二程集》。[43]《中庸章句》第1章，《四书章句集注》。综合地说，敬与致知归根到底都是朱熹所说的用以发明吾心之全体大用的心地工夫，这种工夫论与他的以心体用说为核心内容的本体论是完全一致的。
[59]《二程遗书》卷11，《二程集》。这是周敦颐区别于佛、道的关键点。
在宗教伦理中，对最高实体即神的敬畏是道德伦理的重要保证，如基督教。[1] 譬如行孝礼，如果对父母仅仅能够尽到赡养的义务，那只能说是像喂养犬马一样的养，不能说是孝，只有在赡养的同时做到敬，才可以说是孝。
孔子的学生冉雍有德行，而其父贱而恶，孔子说，如果杂而不纯的牛的孩子把自己装扮得洁净周正，欲以享祀山川鬼神，人们虽不愿意用它，但山川鬼神却不会舍弃它的。[21]湛然之心与粲然之理都是从本体意义上说的，所谓敬之涵养正是对心本体也是理本体的直接涵养，以达成心理合一的本体境界。这种使命感，只要主体不消亡、不死亡，就永远存在着。所谓静中有个觉处，只是常惺惺在这里……[42]常惺惺、静中有个觉处说的就是未发时的本体体验与直觉，也可以说是省察，但只是略略收拾来。[51]《语录一》，《王阳明全集》卷1。孔子、孟子说敬是出于人的内在情感的需要，而宋儒讲敬、静当然是心性本体的自我体验、自我涵养。
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敬之涵养当然是道德主体人自身的心地工夫，但它所臻之境界却最终要打破天人、物我、人己的界限，这就是诚的境界。
[66] 关于天命，我们在讨论命的学说时作过详细的解说，要言之，天命所体现的就是天地自然大化流行中的目的性，人是此目的的最终担荷者。而此情感就是人皆有之的良知、良能，如孩提之童，自然而然地就知道爱亲、敬兄，由爱亲、亲亲而有仁，由敬兄、敬长而有义，正是在此意义上，孟子批评告子的仁内义外之说，强调仁义皆是内而非外。
但孟子还讲思诚、反身而诚，《中庸》也讲诚之者之人道，《大学》则讲诚意，这是从工夫论上说的。致知之途径、手段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观物理，可以察己，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明善、明天理。
张载讲穷理，此理主要是从物理上讲的，而并非是作为本体之性理。程颢在讲敬的同时，也注重静观、静坐之体验。静与敬之契合点在遵循、顺遂心本体、理本体上。吾心湛然即天理粲然，这是心理合一的本体境界的实现。
[40] 比如《中庸》之戒慎恐惧与慎独，前者是未发时功夫，后者是已发时功夫。[52]《语录一》，《王阳明全集》卷1。
如此用工夫，是与孔子的畏天命的宗教精神一致的，所以说：如非礼勿视听言动，与夫戒慎恐惧，皆所以畏天命也。如果这样讲，那就不是敬，而是拘滞、刻板了。
但为什么如此，康德并没有说。静中体验，就是对此寂然不动之体的直接体验，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
宋儒在讲敬的同时，还讲致知，二者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促成自我修养之完成。至二程，对周敦颐的主静方法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正，提出敬之持守、涵养，并以敬代替静。在道教中，它与养生有很大的关系。对道德认识之省察与客观认识之格物致知的区分，是王夫之的一个重要发展，虽然此区分在他这里还不十分明确，但有重要意义。
[14] 程颢强调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15]，程颐则以为涵养须用敬[16]。陆九渊则直接落实在本心、天理上讲涵养省察，反对在事事物物上求所谓定理。
就实质上说，二程之主敬与周敦颐之主静并无根本差别。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
比如年长年幼本身无义可言，只有我们有恭敬之心，以年长者为长时，才说得上是义。从自我体验上讲，敬是与人的知性联系在一起的。